《元老》的讀后感大全

  《元老》是一本由[日]伊藤之雄著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精裝圖書,本書定價:72.00元,頁數:384,特精心從網絡上整理的一些讀者的讀后感,希望對大家能有幫助。

  《元老》讀后感(一):近代日本的元老

  最近讀的兩本日本史學家的著作都有同樣的問題:邏輯感特別弱。對比以前讀的日本作者的作品,感覺似乎這是大部分日本史學家的通病。

  本書也有同樣的問題。不過比前2天讀的《豐臣秀吉和海盜大名》好一些。

  本書的選題其實非常棒。從明治維新開始,一些“大佬”成為了元勛,然后又成為了元老。后者的含義更為特殊——幾乎是指可以向天皇推薦首相人選的大佬。在本書的描述中,從伊藤博文到最后去世的西園寺公望,一共只有八人成為真正的元老。這八人在1898年到1940年這數十年中,“指導”了日本近代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對理解這些元老對日本近代史的影響有些幫助。

  不過,本書也有明顯的缺點。除了前面說到的缺乏邏輯感之外(絮絮叨叨了很多并不貼切主題的東西),另外兩大缺點就是:

  1. 完全弱化了天皇在近代日本史中的地位和權力使用,不管是睦仁還是裕仁。按照作者的說法,根據當時的日本憲法,天皇是“國家機關”的一個象征,是不具有真正的權力的,是按照伊藤博文等人的設計,去模仿英國的立憲君主制的。所以那些具體政策的施行包括戰爭罪行,和天皇是沒有多少關聯的。不知道是日本人受的教育塑造了這樣的思維,還是在這個思想保守的國家,主流學者總是避免去觸碰這個禁忌話題(特別是裕仁在二戰中的主動角色)。我這個中國讀者讀到的包括歐美學者著作在內的歷史書籍中,睦仁和裕仁在各自時代里在日本政權中扮演的絕不是單純的象征,或者本書作者所形容的調停者。具體可以對比歐美學者所著的《明治天皇》、《天皇與日本國命》、《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2. 本書的主題其實非常宏大。相對于這樣的宏大主題,本書的篇幅顯得遠遠不夠,特別是作者極力宣揚元老在那個時代對日本國家行進的方向有如此大的影響的情況下。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所能接觸到的資料也非常有限(另一個原因可能是,限于作者的邏輯感,他利用資源的能力也有限)。另外,作者對元老和天皇的互動下的筆墨也少得可憐,往往僅僅是描述元老又進宮拜會天皇的寥寥幾句話。即使天皇的角色真的如作者所言僅僅是調停者,這樣的筆墨分配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將就著看吧。

  《元老》讀后感(二):元老保證了日本近代君主立憲制的形成

  作者伊藤之雄,京都大學教授,日本歷史學家。

  《元老》從明治維新開始,從日本由三條實美、大久保利通等革新的元勛主持的太政院把控實權,發展到伊藤博文為首的元老非正式機構推薦首相形成實權,然后權利中心轉移到山現有朋,直到逐步形成的8元老只剩西園寺公望,再到最后元老推薦首相變成內大臣加元老(最后所謂重臣推薦制度)。全書以流暢的文筆,展示了明治維新到太平洋戰爭的結束期間,日本內部高層政治體制的形成和既有態勢。

  近代一直都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是個奇跡,通過此次革新將日本從封建藩閥社會逐改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將日本從一個積弱的邊陲島國,一躍拉升到了世界上僅次于美英的第三經濟大國。

  有人說明治維新因為沒有完全解決藩閥政治,革命和改革不是完全成功的,為后面派系為基礎(實力派系為長州和薩摩)的軍國主義滋生提供了溫潤的土壤。通過《元老》這本書,基本可以了解到日本近代史的政府高層決策形成機制,從以改革的方式,埋下民主與資本主義的種子,通過三代天皇和三代權力人物的努力無疑又是成功的。因為歷史具有的復雜性,讓我們沒法去把控歷史的走向。

  從這本書中,作者通過詳實的資料,包括日記、書信、新聞報刊等,展示了一個近代日本的高層社會,讓我置身其中。看完后極其欽佩那幾代人為了建立一個類似英國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能做到的努力、公正、理解,支持與犧牲,也許正是因為有這些對制度形成輔助的元老,有對民主有深切期望的皇帝,才將民主的種子播到了日本人心中。

  書中也有對華侵略的一些內容,看到此內心一緊,但對比起當時日本和中國的內部政治,那就叫日本逐漸形成一個體系,中國沒有或有萬種體系,日本元老也擔心國內事務處理不好會走向中國當時亂政體系。

  最后還是深感,個人在歷史當中的作用極其有限,能做的實質是影響或是推動或是剎車,歷史往往是趨勢和勢力互妥協的結果,然后在后來不斷放大,最終影響國家和人類。

  《元老》讀后感(三):元老在日本近代史中的地位與作用

  日本著名的近現代政治外交史研究學者,本書作者伊藤之雄以嚴謹的學術態度,確定的事實依據,通俗的敘事方式,完整地闡述了元老及元老制度在日本近代歷史上的演變過程,描述了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直至二戰期間的日本近代歷史上,元老及元老制度為維護日本的憲政政體發揮的重大作用,澄清了元老和天皇之間的咨詢與輔助關系,同時也澄清并嚴格區分了元老與樞密院之間的關系。

  日本明治維新之后,作為憲法設計之外的一種非正式組織——元老及元老制度是日本近代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政治產物,在日本憲政體制不斷探索與完善的過程中曾經發揮過不可或缺的指導作用。本書全面介紹了元老及元老制度是如何產生的,如何成為政治運作的慣例,以及元老制度最終消亡的全過程。本書以翔實的史實,詳細描述了元老如何輔助天皇遴選、推薦首相、調節各方關系,并借以影響內政、外交和財政等日本政局及對外關系的,說明了元老機制在運行過程中面臨的危機、挑戰及化解過程,書中也重點介紹了近代日本歷史上的著名人物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西園寺公望等元老在近代日本歷史的緊要關頭曾經發揮的重大作用,以及由此產生的深遠影響。同時也說明了由于憲法的缺陷(陸海軍統治權歸屬天皇),元老的凋零與無奈,無力抑制日益崛起的軍部勢力,導致日本逐步走向對外侵略擴張,最終走向戰爭與毀滅。

  隨著1867年的“大政奉還”,1869年天皇統治權的確立,186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的頒布與實施,以及1871年“廢藩置縣”的完成,日本逐步建構起君主立憲的憲政政體,實現了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的三權分立,從而步入了近代國家的行列。其中,作為國家元首,天皇總攬統治權。議會由貴族院和眾議院兩院組成。貴族院議員由天皇從華族中遴選委任,眾議院議員由選舉產生。與二戰后基于公投結果選定首相的產生機制不同,首相是由天皇選任的(實際上由具有威望的元老推薦產生),閣僚由獲得任命的首相選定,內閣向天皇而不是國會負責,行使國家行政權力。

  日本明治維新政府的憲政思想主要來自德國政治學家洛倫茨·馮·施泰因君主機關說的憲法理論,憲政體制的構建則主要參考、效仿了君主立憲的英國政治體制。但是,與經過數百年憲政演變與完善的英國相比,日本是從天皇、幕府和藩閥林立的封建社會直接步入君主立憲的憲政國家的,缺乏必要的公民基礎和憲政經驗,缺乏成熟的國會政黨政治,無法由贏得國會多數席位的政黨領袖組閣。在這創立近代國家的大變革時代,元老及元老制度就是為因應日本憲政體制的初級發展階段,確保內閣遴選與興替的平穩過渡,確保國內政局的穩定而設立的一種機制。隨著日本憲政體制的完善,政黨與議會政治的成熟,元老及元老制度會必將逐漸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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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頁,“但讓我們此處先結合……來談談”,“但讓我們此處先結合”改為“但在此處先讓我們結合”可能更好。 188頁,“當寺內正毅內閣的辭職只是時間問題之后”,“當……之后”搭配不當。 239頁,“連西園寺公望也不知情的事,即來阻止上奏的是侍從長鈴木貫太郎,終于在8月傳到了政界中樞和右翼勢力耳中”,語句表述不清。 274頁,“內大臣秘書官長木戶幸一內打電話……”,第二個“內”字是多余的。 289頁,“大將阿部信行成為首相,并在……等方面被給予厚望”,“被”字沒有必要存在。

  《元老》讀后感(四):元老制度的興亡:由威權到憲政

  對于中國人來說,日本的“明治維新”幾乎是個奇跡,相較于中國失敗的“戊戌變法”以及之后的若干所謂成功或不成功的“革命”,日本竟然和平地從封建國家過度到君主立憲制的憲制國家。雖然日本的天皇制度和中國的皇帝制度有很大的不同,且明治維新之前仍是幕府時代,但同為有著相似文化的東亞國家,日本迅速崛起,成為當時排在美英之后的第三大強國。日本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在很多人心中是個問號。

  羅馬不是一日建成,日本的憲法選舉也不是一蹴而就。明治維新幕府倒臺之后,日本的元老政治也是一種神奇的存在,日本學者伊藤之雄年輕時就對這一課題深感興趣,大學畢業論文即以元老為主題。其后四十多年的求學、教學、研究生涯中更是積累了諸多關于元老的信息和資料,最終在其著作《元老》中將元老、元老制度、元老的理念、權力、人物性格、即對日本近代三位天皇明治、大正和昭和天皇的影響清晰勾勒出來。

  日本的“元老”是個相對模糊的概念,并未有官方的“認證”,所以元老的人數眾說紛紜,一般將政界耆宿伊藤博文(1841-1909)、山縣有朋(1838-1922)、黑田清隆(1840-1900)、松方正義(1835-1924)、井上馨(1836-1905)、西鄉從道(1843-1902)、大山巖(1842-1916)、桂太郎(1848-1913)和西園寺公望(1849-1940)九人稱為元老。但伊藤之雄將桂太郎排除在外,認為雖然他接到“元勛優待”和“輔佐朕之基業”的詔書,但并未受到推薦繼任首相的正式詢問,而這正是元老的責任之一。除此之外,干預外交事物的決策也是元老們的權限之一。

  元老們大多來自薩摩、常州兩地的藩閥,促進元老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抑制天皇直接查收推舉繼任首相,以這種現在看來頗具威權政治色彩的制度作為過渡,最終達到英國式的立憲政治。正因為元老制度缺乏憲法基礎,所以經歷了四次存亡危急,尤其是在后期元老們因病去世而人數減少之時。

  八位元老中最重要的莫過于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最后一位元老西園寺公望。伊藤博文在明治維新后的早期在元老中的權威性最高,最為明治天皇信賴和重視。伊藤博文對內推行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對外試圖與列強建立新型外交,平衡各方勢力使東亞保持穩定。伊藤博文是政黨式內閣的支持者,他的這些行為令他在藩閥內部的微信逐漸下降。

  山縣有朋則相對保守,對內努力保持藩閥的權威稱為藩閥的代言人,希望對外保持強權以軍事力量努力擴張殖民地。山縣有朋建立了近代式陸軍,此后在19世紀80年代將陸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還作為內務卿和內務大臣廣泛涉足一般內政事務。他去世時,中國官員認為這基本宣告了日本“元老政治”的終結,可見山縣有朋在元老中的重要性。

  曾是政友會總裁的西園寺公望成為元老較晚,在1924年松方正義去世后,元老只剩他一人。本應新增元老,但最有實力的候選人原敬遭到暗殺,另一位候選人加藤高明去世。孤身一人又已是高齡的西園寺公望在右翼勢力漸漸崛起的情形中感到力不從心,原本該由元老推薦的繼任首相變成了由內大臣為中心推薦的體制。

  以現在的標準來評判“元老”是黑幕制度,似乎有些太過于苛求。明治維新之后,日本不可能立刻發展出完備的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政黨,政黨更關注各人的地方利益,而往往置大局于不顧。日本內閣更迭迅速,沒有成熟的政黨體制,僅僅依靠天皇個人的力量來完成英國立憲制國家幾乎是不可能的。明治天皇之后的大正天皇,體弱多病,又從未接受過良好的政治教育,此時更需要有人來分擔這份責任。

  縱然元老之間有著政見分歧,但他們都擁有共通的目標和道德觀,守護日本的獨立,促進日本的發展。他們雖然位居高位,但并不會以權謀私,貪污腐敗。作為當時的發展中國家,元老們將各種有限的資源都合理投入日本的近代化和安全保障領域。日本由威權政治逐漸過渡到立憲政治,這種過渡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相似發展,但對于個人的道德品質要求極高,才不至于出現“五子登科”的現象。

  《元老》讀后感(五):天皇、元老與首相——誰是近代日本政治制度的“黑幕”?

眾所周知,《日本國憲法》規定首相由國會議員投票產生。然而,在《日本國憲法》頒布以前,特別是在二戰之前,首相產生機制不是公投,并非如現在這樣民主。雖然《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的條文規定,在形式上,首相應由天皇選定并任命,但實際上從慣例來看,天皇并不會如此深入地參與政治。

  自明治維新后近代國家形成以來,日本的政策最初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巖倉具視等維新的領導人物為中心制定的;后來隨著近代內閣制度的創建,形成了在大多數情況下以首相為中心的決策機制。

  19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旦內閣陷入危機,或是首相向天皇提交辭呈等情況發生,天皇就會詢問被稱作“元老”(又作“元勛”)之人的意見。元老們在商討后決定內閣存續與否,若決定解散內閣則會選定繼任首相,并將其推薦給天皇。按照慣例,如果元老們一致推薦某一位繼任首相候選人,那么天皇必定會任命其為首相。元老雖然不是《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規定的機構,只是非正式的組織,但作為經常為天皇出謀劃策的集團,已成為慣例性的公開機構。

明治八元老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負責選定繼任首相等工作并輔佐天皇的元老有以下八人:伊藤博文(長州出身)、山縣有朋(長州出身)、黑田清隆(薩摩出身)、井上馨(長州出身)、松方正義(薩摩出身)、西鄉從道(薩摩出身,西鄉隆盛之弟)、大山巖(薩摩出身)、西園寺公望(公家出仕出身)。不過,并沒有哪一個時期是這八人同時擔任元老的。除了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和松方正義以外,西鄉從道、大山巖、西園寺公望只是替補,在意欲強化元老集團或是元老去世的情況下出任元老。

  獲得任命的首相選定閣僚,并上奏給天皇。除卻明治天皇治世初期的例外,對于首相上奏的閣僚名單,天皇均給予任命。根據《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五十五條)的規定,大多數情況下,首相被認為與其他閣僚處于同等地位。然而,首相得到了元老的推薦,是天皇指定的第一人,能夠在實質上決定閣僚人選,而且能夠向天皇上奏罷免個別閣僚。從這個意義來看,首相具有比其他一般閣僚更高的地位。

明治天皇

  另外,從史料看,表示臣下向天皇進言的有“上奏”“內奏”“奏上”“言上”等各種各樣的用語,其用法并沒有嚴格的區別。“上奏”是最正式的,一般用于讓天皇做出原則性的“是”與“否”的判斷。

  元老向天皇推薦繼任首相這一重要慣例形成于明治中期,當時人們并不認為眾議院第一大黨派的黨首會必然成為首相,實際上也基本如此,因為二戰前的首相并不是通過民主主義性質的程序產生的。另外,元老有時通過互選成為首相,有時又借由向天皇上奏或向內閣提議等手段在外交、內政、財政等方方面面發揮影響力。然而,盡管元老是如此重要之存在,但如同接下來的序章將會展示的那樣,關于元老制度的形成過程,以及哪些人堪稱元老,直至今日都尚未有定論。

  一般來說,如同元老這樣的非正式組織并不是民主主義的,而是在暗地里運用權力操縱正式組織,故而不應當受到推崇。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真是如此嗎?

  在明治維新這樣的大變革之后,創立近代國家是一種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必須因應日本的發展階段,一邊試錯一邊改革,不斷探索怎樣的組織形態才是合適的。然而,適當的組織形式的形成需要時間,對于其間產生的混亂予以應對的就是元老。這是一個維新后以薩(薩摩)長(長州)兩藩為中心的由藩閥中頗有實力之人構成的非正式集團,于19世紀90年代形成并固定下來。

  隨著日本國民在外交、內政方面成熟起來,并且以此為背景的政黨與議會政治也相應發達,元老及元老制度就逐漸變得可有可無了。然而,政黨政治在英國自17世紀以來發展了兩百多年才得以成熟,遺憾的是,在帝國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的制約下,日本很難在維新后的五六十年間就發展出成熟的政黨政治。因而,以推薦繼任首相問題為中心,元老不得不繼續存在下去。

  然而,元老制度也存在局限性,比如當元老候補不足,只剩下高齡的西園寺公望一人等情況發生時,這一位元老的權力就會受到各組織間本位主義(sectionalism)的限制,這些組織包括陸海軍在內,均擁有高度發達的官僚體制。《大日本帝國憲法》也具有局限性,從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前半期,它無法幫助日本統合制定適當的國策并發揮提示作用,從而導致日本走上太平洋戰爭的不歸路。換言之,近代日本雖然國力增強了,但并沒有順利培養與之相應的國民意識和發達的國家統治組織,以及首相和閣僚等有能力統領國政的領導人才。

  日俄戰爭前夕,新聞媒體開始討論應該廢除元老及元老制度。但是在昭和時期,人們期望僅存的元老西園寺公望能夠彌補未成熟的近代立憲國家機能不足的缺陷,哪怕其作用微乎其微。這一事實就象征著日本近代化的苦惱。

  從國家層面來看,元老是非正式的一些人及組織;如果從更小一些的層面來看,在企業的創業與合并、官公廳國家與地方公共團體的辦公場所。與大學的新組織的創立等早期階段,非正式的人及組織使得正式組織能夠順利運營的情況并不少見。非正式組織總有一天會被廢除,這是眾望所歸。但是當正式組織因本位主義而機能不全時,又或者正準備進行大的變革時,非正式組織在當下常常是十分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元老及元老制度并非過去的問題,而是現代的問題。

元老評價人數不足[日]伊藤之雄 / 2019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文節選自《元老:日本近代真正的指導者》,原文標題為“ 隱形制度的形成 ”。

  《元老》讀后感(六):揭秘近代日本“元老”政治的“黑幕”

  文/王紹貝

  日本近代史上的“元勛”“元老”本來是指在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中,建立了汗馬功勛的領導人物,其中多出自長州、薩摩等藩的倒幕派志士。但元老制度(又被稱為“元勛”“元老”“黑幕”)則是特指19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一旦日本內閣陷入危機,或是首相向天皇提交辭呈等情況發生,天皇就會詢問被稱做“元老”之人的意見,元老擁有推薦內閣首相的實際權力的制度,國家重大決策和大政方針天皇都必須咨詢元老的意見,元老的集體意見具有決定性作用。元老向天皇推薦繼任首相這一重要慣例形成于明治中期。因此并非所有的倒幕派志士都可以進入“元老制度”,作為明治維新以后一項政治制度的“元老”和“元老制度”具有特定的內涵。1889年,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制定頒布了《大日本帝國憲法》(簡稱“明治憲法”),這被視為日本建立君主立憲制的標志,但實際上直到二戰結束前,日本內閣首相并非通過民主主義性質的程序產生的。由于元老是非正式的一些人和組織,在“明治憲法”中找不到依據,但卻實實在在對日本近代政治起到實質性的領導作用。伊藤之雄的《元老:近代日本真正的指導者》一書對“元老”“元老制度”的來源,形成和發展歷程,以及最后衰亡的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和考證,逐步揭開了籠罩在“元老”上的“黑幕”,許多日本近代史上的不解之謎在此揭出謎底。

非正式組織“元老”的誕生

  在明治維新大變革之后,日本創建近代國家是一個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要因應日本的發展階段,一邊試錯一邊改革,不斷探索合適自身的組織形態。然而,適當的組織形式的形成需要時間,對于其間產生的混亂予以應對的就是元老。這是一個由長州、薩摩兩藩為中心的藩閥中的實力人物構成的非正式集團。

  近代日本盡管經過一系列政治、經濟、社會的現代化改革,國力增強了,但并沒有順利培養與之相應的國民意識和發達的國家統治組織,以及首相和閣僚等有能力統領國政的人才。伊藤之雄高度評價了元老制度的補缺作用,認為元老制度并非民主主義的,但它能夠選擇相較而言更加合適的人當首相,同時還能洞察天下大勢,指導近代日本外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伊藤認為,日本近代化得以成功的一大要因,是這些元老都擁有共通的目標和道德觀,即必須繼承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犧牲的先輩和友人的遺志,守護日本的獨立,促進日本的發展。他們不會以權謀私、貪圖錢財,基本上都跟明治天皇一樣,過著十分樸素的生活。元老這樣的非正式組織,就好比企業創業與合并的新組織創立等早期階段,非正式的人及組織使得正式組織能夠順利運營的情況。非正式組織總有一天要被廢除,但當正式組織因本位主義而機能不全時,或者正準備進行大的變革時,非正式組織往往是非常必要的。這種經過威權主義政權,過渡到現代化國家的經驗并不罕見,新加坡建國之父李光耀就是憑借強大的領導能力,帶領新加坡發展成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富裕國家。

  在明治維新初期、明治憲法尚未制定前,日本內政、外交等權力是由維新元老們組成的“內閣”來行使的,他們通過天皇授權的形式,以天皇的名義頒布了“九條誓文”、“廢藩置縣”、“殖產興業”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內閣”首相有權推薦繼任人選給天皇。當內閣無法向天皇推薦繼任首相時,天皇沒有以君主專制的形式自行確定繼任首相,而是委托藩閥內的特定實權者進行推薦,這正是元老制度得以形成的慣例。

“憲法上幽靈的元老會議”

  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元老們,在歐洲憲法考察后,決心引領日本走上以英國為代表的君主立憲制政體,1889年頒布了明治憲法并開國會,但君主立憲制下的“內閣”首相依然由元老指定,選舉的資格也有很大的財產限制,但畢竟是在元老們的推動下朝著現代憲政主義邁開了步伐。經過了甲午戰爭的試煉,元老制度在1898年作為無法律依據的慣例制度確立起來,這些人物由于經常接受天皇的咨詢而使元老制度成為官方存在。歷史學家對于哪些人可以稱為“元老”并沒有達成一致的意見,伊藤之雄則是從有權“負責選定繼任首相工作并輔佐天皇”的定義上,認為符合這個定義的“元老制度”下的“元老”只有八個人,他們分別是:伊藤博文、山縣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松方正義、西鄉從道、大山巖和西園寺公望。此八人從來沒有同時在位,而是或同時、或先后擔任過“元老制度”下的“元老”,而且每個人擔任元老的時間長度也有很大差別。

  由于日本政黨政治的不成熟,伊藤博文為了避免內閣失敗時天皇成為批判對象,而建立了元老推薦首相的“元老制度”。明治時期,日本發動的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都是在元老的決策下進行的。但在日俄戰爭前,日本新聞媒體開始對元老存在的理據提出質疑和批判,提出諸如“元老踐踏了憲法”、“元老并非憲法法定機關,何來政治責任”、“憲法上幽靈的元老會議”等觀點。隨著伊藤博文下野創建了眾議院第一大黨政友會,西園寺公望與山縣派的桂太郎內閣達成了互相讓步、提攜發展的共識,雙方實現了平穩的政權交替,朝著建立英式政黨政治這一長遠目標逐步邁進。

民粹主義沖擊下元老制度的動搖

  進入大正時代后,隨著政黨政治的發展和民主制度的擴大,被稱為“大正民主”的時代潮流對“元老制度”造成更大的危機,而元老山縣有朋則通過邀請西園寺公望等次世代政治領袖和天皇頒布的“元勛優待詔書”,使元老資格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據。加上大正天皇沒有接受過充分的政治教育,盡管依然遭到諸多輿論批判,元老制度還是保存了下來。隨著大隈重信內閣試圖強化政黨政治,削弱元老力量,山縣有朋作為元老的力量雖然衰弱了,但他繼續掌控著陸相和參謀總長等陸軍主要人事安排,維持著對陸軍的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經濟國力乘著歐洲酣戰的空隙而高速發展,大隈重信內閣通過了增設兩個師團在內的追加預算方案,對內民主化的同時,山縣有朋所代表的陸軍軍國主義力量也有大大增長。由于大隈內閣對中國袁世凱政權秘密提出的“對華二十一條要求”未經元老許可,導致日本在國際社會陷入一系列被動,山縣有朋和西園寺公望強化了元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元老 山縣有朋

  原敬統領的政友會成為議會第一大黨,組建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內閣,這時候發生了俄國十月革命,陸軍計劃出兵西伯利亞,原敬則更希望在穩定的秩序下通過自由貿易發展日本的經濟,他的策略是先執掌政權,施行政策之后再從西伯利亞撤兵。原敬之所以能夠統制陸軍,是因為他與陸相田中義一聯手,得到了山縣有朋的支持,壓制了參謀本部。隨著山縣有朋和松方正義的引退和去世,元老只剩下西園寺公望一人,由于西園寺找不到和他具有相同價值觀的合適人選(其中有些人因為早逝或被右翼分子刺殺),他一直沒有增補元老,一人元老的體制一直延續到1937年。1926年,年僅二十五歲的昭和天皇登基,西園寺公望修改了繼任首相推薦方式,從元老獨立推薦改為天皇咨詢元老的同時,也咨詢內大臣,將天皇近侍的影響力納入元老制度,但決定權依然在元老。

  大正時代具有選舉權利的人數迅速增長至原來的四倍,日本全國在民主擴大化的同時,政黨政治卻陷入了令人失望的境地,政黨政治的不成熟導致黑金政治和地方建設腐敗問題(鐵道瀆職事件),民眾對政黨政治失去信心,軍國主義和民粹主義隨之抬頭。日本陸軍在中國東三省制造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件,通過“先斬后奏”造成既成事實的辦法,逼迫日本內閣為陸軍背書,對內的少壯派軍人發動了五一五政變、二二六事件,制造刺殺內閣首相的恐怖事件,試圖發動政變推翻政黨政治,西園寺公望和昭和天皇都努力制止日軍的暴走行為,但由于西園寺沒有陸軍背景,沒能有效統制陸軍。在軍隊影響下的浮躁輿論,人們不深思日本在國際社會上陷入孤立意味著什么。

元老制度的凋零

  皇姑屯事件后,西園寺公望暗中要求首相田中義一表面應該堅決處罰河本大作等人的態度,但陸軍首腦反對公布真相,最終昭和天皇只能選擇接受,因為如果天皇不認可陸軍上下的一致決定的話,陸相就會辭職,內閣便會垮臺,任何得不到陸軍支持的人都無法組建新的內閣。凋零的元老制度與老病的西園寺公望一同埋葬于太平洋戰爭之前。相關史料顯示,在二二六事件中,昭和天皇親自下達了鎮壓陸軍政變的命令,在情勢惡化時,由于缺少得力元老的支撐,天皇不得不介入首相推薦,甚至游離在憲法規定的邊緣,也就是說,元老職能變為由昭和天皇和內大臣共同繼承。

  當然,《元老》一書對元老制度幾乎沒有負面的評價,也存在不足。元老制度是因為明治憲法頒布后政黨體制不成熟的產物,元老體制雖然起了補缺的作用,但同時也是這個體制后來無法成熟的原因。長期在威權主義庇護下的議會制,一旦政治巨人倒臺或去世,就會導致政治上的倒退,這類似于德意志帝國失去首相俾斯麥這個政治巨人之后,導致了德國政治上的一系列混亂和錯誤等幼稚病發作。

  另一方面,日本元老們對近代日本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雖然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等元老,對于帝國主義時代列強間的國際規范和正在形成的近代國際法有著深刻的理解,他們還能思考日本國力的界限,把國際協調和在東亞各國建立穩定的國際秩序放在首位,不僅加快了日本的近代化,也促進了政黨政治的確立和民主化的進程。伊藤博文等持溫和發展觀,但他在看清戰爭無法避免的時候,也會參與積極領導了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擔任韓國統監,主張國際協調并不意味著鴿派元老就反對日本走對外擴張殖民地的道路。而作為日本陸軍的靠山,元老山縣有朋則試圖壓制政黨,保持帝國主義時代典型的外交觀,在外交上謀求以軍事力量為后盾,擴張日本的殖民地和勢力范圍。將日本最終推向太平洋戰爭不歸路的則是陸相板垣征四郎,在他提議下日本締結了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歷史充滿諷刺的地方在于:威權主義的代表元老西園寺公望和大正天皇、昭和天皇,都希望避免日本陷入國際孤立和世界大戰,希望走一條對外協調國際社會,對內實現英式立憲國家的道路,而對政黨政治感到失望的民眾則選擇了民粹主義和軍國主義的不歸路。

  1939年,西園寺公望在鑒定一幅書法作品是否為其親筆時,看到該作品有一句話是“人生若大夢”,他不禁感慨道:“吾等人生若小夢。”他帶著自嘲的口吻回顧自己的一生“若小夢”,他雖然想拼盡全力走到最后保護這個國家,但現實中卻有許多無奈,西園寺的人生是一場為日本現代化護航的“小夢”,而日本國民卻最終迎來軍國主義破滅的一場“大夢”。今天是否還有日本人秉持軍國主義的“大夢”呢?誰會繼續守護“和平憲法”呢?

元老 西園寺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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